口服避孕药的社会影响Alison Motklk, 加拿大多伦多

        它仅仅被作为口服避孕药而广为人所知。现在，全球每天都有数百万的妇女在服用口服避孕药，但没有人去想过它自40年前问世以来给人类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这并不令人奇怪：小小的激素药片看起来怎么也不可能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物质。它所起的作用仅仅是暂时地防止怀孕而已。可事实上它的出现给女性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变化。
        在口服避孕药被发明的20年内，它就永远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面貌。无数的女性开始晚婚晚育，并得以涉足以前只能是梦想的职业；她们要求在工作中的平等权利；她们追求的生活也与她们的母辈们有极大的差别。《经济学人》杂志将口服避孕药的问世称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990年在庆祝口服避孕药问世30周年之际，《女性家庭杂志》写到："在本世纪，没有什么东西比口服避孕药——甚至是赢得选举权——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如此直接的影响。"
        多年以来，在生育控制专家的心目中口服避孕药一直是用于防止妊娠的药丸。许多人将其视为降低地球上人口增长的一种技术。他们认为口服避孕药将主要被用于发展中国家以帮助贫穷的妇女。其他一些人，如美国生育控制的改革者Margaret Sanger希望它可以帮助美国工人阶级的妇女防止意外妊娠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上的困顿。但实际上最终中产阶级的白领女性——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女性在购买避孕药，成为口服避孕药最大的拥护者。

        口服避孕药的开发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一位叫Katharine McCormick的慈善家写信给Sanger表示愿意给她提供资助。McCormick是一位生物学家，她是最早从马萨诸塞州科技研究所以学士学位毕业的女性之一 ，几十年来一直积极地为生物医学和女权项目提供资助。 在她的帮助下，研制避孕药片的梦想又向现实跨进了一大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Sanger委托以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兔试管胚胎而闻名的Gregory Pincus来研发简单而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
        Pincus认为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激素。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已经明了当女性怀孕以后，她体内的孕酮通过阻止其它的卵泡发育成熟而来达到防止进一步妊娠发生。Pincus推断，如果孕激素片剂能够在妇女体内创造一种人工的妊娠状态，那么怀孕就不可能发生。Pincus和他的同事Min-Chueh Chang(张明觉)将人工合成的孕激素黄体酮注射到兔子和大鼠体内，观察排卵是否被抑制。一年内，他们的报告证实了这一作用。Sanger对此印象深刻并将这一好消息报告给了McCormick。
        尽管对于这项研究的资助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威胁——比如计划生育研究机构，对此项研究非常担忧——McCormick仍然坚定地承诺对此研究经济上的支持。她个人对口服避孕药研究的投入达到约2百万美元。根据Andrea Tone最近出版的《发明与渴望：美国口服避孕药的历史》记载，政府机构——国家卫生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对此注入过一分的费用。
        1952年，Pincus遇到了一位叫John Rock的妇产科医生。Rock很偶然地已经使用注射孕酮和雌激素来抑制妇女的排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目的同Pincus和张明觉刚好相反：他是为了治疗女性的不育症而不是为了避孕。Rock认为在让女性的卵巢休息了几个月以后，一旦再重新开始月经周期可以提高受孕的几率（他是正确的）。
        Pincus和Rock开始了合作。Pincus欣喜地发现合成注射孕酮的一种口服剂型与更贵的注射孕酮比起来要更有效。Rock同意来证实是否单用孕激素就可以抑制排卵了。第一个人体实验的结果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孕激素看起来抑制了几乎所有女性的排卵。
        在进行了更大规模但同样成功的一些临床试验以后，1955年Pincus宣布一种可靠的避孕药被成功地研制出来。1957年，美国的药品与食品管理局(FDA)批准将它用于治疗一些妇科疾病如不育症，习惯性流产和月经疾病。1960年，它被批准用于避孕。到1965年，已有超过6百万的妇女在服用它。口服避孕药成为美国最流行的避孕方法之一。其它国家也积极地尾随而上。
        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公开地谈论生育控制。Dilys Cossey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一家生育控制机构的秘书，后来成为英国计划生育协会主席，据他回忆，"你可以问某人'你在服用哪种避孕药？'；但是你不能问某人'你在使用哪个牌子的避孕套？'这是因为口服避孕药是放入口中的。它和你的生殖器官没有关系，和真正的性生活也没有关系。"

        即使到那时，没有人会预想到口服避孕药将会带来的影响。合成孕酮的科学家没有想象过它会被用来避孕。避孕药的生产者们也没有料到它会带来性别的革命。
        不过，研究口服避孕药社会影响的哈佛经济学家Claudia Goldin相信，通过给予女性控制她们的命运的权力，口服避孕药改变了男性与女性发生关系的方式。"突然之间，人们开始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彼此"，她说，"你不必非得结婚，所以你被更加认真地对待。"她说。教授们开始以不同视角看待他的学生们，老板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他的员工们。"当我想到这一点，我意识到口服避孕药所带来的影响是这样的深刻"。
        在美国，口服避孕药最初只有已婚妇女，或者胆大的单身妇女通过掩人耳目的方式来获得，比如戴一个假的结婚戒指或假装有妇科疾病等。但到了70年代早期，许多州更改了它们的法律，允许年轻及未婚的女性同已婚女性一样，可以同样获得口服避孕药。
        我们很难去衡量口服避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伴随着"反歧视"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运动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而整个事件的背景就是反对越战。"60年代是美国觉醒的一个时代"，Goldin说。
        但是口服避孕药在整个觉醒时代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口服避孕药是改变美国妇女社会和经济地位及重要的推动力。" Goldin指出在反越战的运动中，妇女仍然是煮咖啡的角色。
        Goldin和她的同事Lawrence Katz仔细地分析了女性婚姻模式，生育期望和职业选择变化的时间。 她们证实口服避孕药使用的增加同美国各州的法制变化有很大的联系，在那些对年轻人的权利限制相对少的州，口服避孕药的使用也会显著地高。
        所以当数百万的妇女突然间可以控制自己生育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她们推迟了结婚的时间。Goldin和Katz发现口服避孕药对女性选择结婚的年龄有最直接的影响。在美国1950年出生的妇女中，38%的女性在22岁结婚，到26岁时60%的女性都结婚了，而更早几代女性也是同样的模式。但从那时起，首次婚姻的年龄开始后移。生于1957年的女性早婚的可能性更小了：只有21%的选择在22岁时结婚，到26时结婚的比率只达到54%。
        妇女想要生育的小孩数量也下降了。1963年的调查显示80%的妇女想要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而44%的女性希望至少有4个以上小孩。到了1973年，只有29%的妇女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而有相当一部分--10%的妇女甚至根本就不愿意有孩子。

        推迟结婚还直接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相关：女性可以涉足那些她们曾经被排斥在外的职业。因为可以决定何时生育，女性更可能对她们的职业做必要的投资，如教育和培训。而雇主们也更加自信，不必担心女职员因为突然的怀孕而不能来工作了。
        甚至没有服口服避孕药的妇女也享受了一些见解的好处。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职业发展而推迟结婚，为这种推迟所付出的"代价"也降低了。因为可以嫁的男性并没有很快地减少。
        "口服避孕药，因其避孕可靠性，使用方便且为女性自己控制，使年轻妇女可以完整地规划她们的生育生活，推迟结婚去追求事业上的培训。" Goldin和Katz说，教育和职业代表了与过去最显著的不同。在美国60年代，学医的男女比为10：1；学法律和商业的比分别为25：1和30：1。而到了1980年，这些比例发生了显著地改变，分别增加到10：4，10：6和10：4。这些变化也出现在工作岗位上，职业女性的比率从1960年的18%上升1998年的36%。
        女性追求教育和职业生涯数量上的迅速增长始于70年代，这批女性出生于1948年左右，在60年代晚期进入大学学习 -- 正好是口服避孕药开始流行的时期。Goldin和Katz发现，始于1946-1948这批人中，口服避孕药开始在年轻未婚女性中普及起来。"这些变化的时间正好同年轻的单身女性可以更方便获得口服避孕药相对应。" Goldin如是说。
        Goldin承认如果没有一些特定的前提存在的话，口服避孕药的影响也不见得会这样大，如那时在大学中已经有很多女学生了。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使她们很自然地可以决定今后时候继续学以至用，或是不再去获取更进一步的培训而裹足不前。出现在美国这种在职业上的大量变化并没有在英国发生，也是同那一时期英国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较少，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少有关。
        Goldin现在对日本尤其有兴趣，因为在那儿口服避孕药才刚刚被法律批准使用。它会变得普遍吗？它会导致更多的女性步入职业领域吗？会帮助女性去争取获得这些职业吗？至于在发展中国家，对口服避孕药的期望很高, 但其使用率仍然相对比较低。Goldin认为口服避孕药有可能会影响高中的毕业率，但是出现在美国的同样规模的性别革命却不大可能出现了。
        口服避孕药带来的变化迅猛，而且很大程度上并未被预见到。Goldin说，"社会的习俗变更缓慢。而科技性的变化却能非常迅速地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